我的童年（1949.12.12~1958.7）

1949年12月12日，农历10月2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日子，我出生在临朐县第十区刘家营庄。父亲杨明义，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张明兰，勤劳善良。哥哥杨道山，比我大14岁。姐姐杨道英比我大8岁。这是父母的第6位男婴，中间4位都因病夭折了。最大的活到5岁，小名叫呆瓜，白脸子，大眼睛，长睫毛，非常听话，看到人家的孩子耍咣嚓，问道父母要，父母当时没钱买，就用两个破燎壶盖钻上眼，用绳子拴起来当咣嚓，他恣得了不得。

对童年时期，我没有太多的记忆。听母亲讲，我小时候连块尿布也没有，夜里把不着尿时就尿下了，母亲把我抱到另一边用身子把尿湿的地方?干。这边尿了，再把我抱到那一边，母亲再用身子?尿湿的地方。

有一次，母亲把我放下睡觉，一放“哇”，一放“哇”，母亲就一手抱着我，一手摸摸炕上有什么东西，一摸原来是一根针竖在那里儿，要是硬下去的话，针就会扎到我的身上。

父母上坡干活，忙于营生，我的幼年是在姐姐的肩膀上度过的，姐姐象扛布袋一样扛着我，左肩累了换右肩，右肩累了换左肩，把我扛成了个小锅腰，还害眼病，整天赤眼抹疙的。一次父母晚上从坡里回家，没见我俩的面，吆喝也没答应，就到街上找，好歹找到了，原来是姐姐把我的腰部以下埋在沙堆里，我头歪在一边睡着了，姐姐也在一边睡着了。母亲把我们俩叫醒，把我从沙堆里拖出来，拍拍身上的沙土，抱我回家。母亲过后对我说，亏了没把沙子埋到你的心口窝，若是的话就憋死了。

那时在我们村按区域分为“西头”“南崖”“东头”“后庄”和“庙子”五部分，我的家在“后庄”，和我同龄的、或大点的、或小点的，都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童年时代的夏天，从会挪步到六七岁的小孩，除了女孩戴个兜兜外，男孩子都是一丝不挂，用我们当地的话说就是光着腚。一群光腚孩子吃了饭就往村后跑，因为村后有苇湾、有藕湾，还有汶河，湾边、河边有斜身柳树，可以在湾里河里摸鱼捞虾抠螃蟹，在苇湾里逮苇咋子，在藕湾里捉鱼翠，上树摸野雀、匣咋子、麻衣勺子，从树洞里掏唆哒铆子。可以爬上斜身树，再从树上跳下水，很象今天的跳水运动。有时用泥浆子浑身抹一遍，最后捧起一把泥，合上眼，闭起嘴，满头满脸抹一遍，睁开眼，两眼忽闪，张开嘴，红口白牙。小朋友们你朝我笑，我朝你呲，伸胳膊蜷腿，还有的打“翻蹦子”，互相嬉戏打闹，活象一群泥猴子。有的爬上斜身树，有的从旱沿上跳下水，或跌个“凉面”，或扎个“猛子”，洗洗头和脸，露出原面目。不过当时因为我在同伙中属身小体弱者，我从没爬回树，也不敢跳水，他们捞到鱼摸到鸟就让我拿着。

一次我跟着比我大两岁的同族大哥杨道清和三侄杨本礼，还有一个是和我同岁、论辈份叫三爷爷的杨成楷，四个人赶着一群扁嘴（鸭子）往苇湾里撵。撵到里面，看见一个小湾里鱼很多，就回家扛起锨，提溜着瓢，去获鱼。我们四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大哥和三侄扛着锨，拿着铁脸盆，只有杨成稭拿着个破瓢去。大哥和三侄说，不要杨成稭，我们三个人嘎伙，谁叫他不拿锨。我们三个人用锨除泥堵了口子，再用脸盆、瓢往外泼水。杨成稭也用瓢往外舀，大哥和三侄不让他舀，说拿到鱼也不分给他。快泼干水，黑鱼、鲫鱼在泥浆上打扑愣。由于四面漏水，是永远也泼不干的。大哥和三侄让自己先往外泼着水，他们两人去拿鱼，拿了整整两铁脸盆。把鱼分成三份，我们三个人抓草棒拾了阄，每人一份。杨成稭一看果真没他的份，就在一边放声大哭、抢夺，被大哥和三侄打了几拳头，三爷爷哭着走了。

上面提到的杨道清当时我叫他哥哥，杨本礼和杨成楷论辈份我应该叫他俩为三侄、三爷爷，当时觉得年龄差不多大，也不知道辈份，还叫他们的乳名呢！他俩也不以为然。一次跟母亲走姥娘家，我还叫着一个小舅的乳名喊，母亲让我叫舅，我就是不听，还故意大声喊他的乳名，母亲晃了我几下，我哭了起来。姥娘见状，就对母亲说“叫就叫吧，不要打孩子，小孩子懂的个什么”。见姥娘给我争情理，我笑着、跳着和小舅跑了。到了街上仍叫小舅的乳名，小舅也不觉得是个事，和我一块找伙伴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好意思。

1956年7岁时，我和几个同伴去上学，同伴们老师都收留了，唯独不要我，说我太小。1957年8岁了，我又去报名，老师还是说太小不收留我。其实我不是年龄小，是我不长个，比同龄伙伴矮大块。我觉得挺委屈，哭也没用。

回到家里，跟着姐姐玩。父亲母亲早起晚归，整天不在家。姐姐除了哄着我，还要在家做饭，我就跟着姐姐拿柴火、舀水、扫地，姐姐和好猪食，我就看着喂猪。饭做好了，父母亲有时来家吃，但大部分是去送。姐姐把煎饼、粑馉、地瓜等熟食用包袱一包，放在筐里，再放上咸菜条子、或葱、或蒜做就菜，放上勺子和碗。另一头用一个小砂碗罐盛上汤，上面盖上一个碗，用担杖挑着去送饭。我就跟着姐姐后面走。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离村5里远的石桥子岭送晚饭。在途中姐姐换了好几次肩，中间姐姐还放下担杖歇歇，我乘机去挑，由于个身矮，两头不离地。吃了饭借着月光打夜班晒瓜干，父亲把地瓜拾成堆，母亲把大地瓜用“赶刀”赶，小地瓜用菜刀切，我和姐姐摆瓜片。摆了不多时，冻得我打颤颤，母亲脱下自己的夹袄给我披上，立时觉得暖和，摆着摆着我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母亲叫醒了我，说是要回家。父亲用扁担挑着家什和地瓜根根子，姐姐挑着饭具，母亲揹我一阵，领我一阵，在清冷的月光下向家中走去。

还有一次，父母亲上坡锄地，要我跟着他们去拾草。不一回儿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下起冰雹。父亲把自己的披布包在我的头上，冰雹打在头上“梆梆”响，被风刮得跑又跑不动，到家淋成个水汤鸡，吓得好长时间不再上坡。

1958年7月学校招新生，我又在同伴的带领下，到学校报名，老师仍然说我太小不收留。我哭哭啼啼回到家，告诉了母亲，要求母亲一定要把我送到学校去。母亲领着我到了学校对老师说：“这个孩子是山岭薄地里的谷，没身量可有穗（岁）了，和他一样下的孩子都要上三年级了，请老师把孩子收下吧。”老师看我们娘俩上学的决心很大，便以下了我这个没有身量有穗（岁）的一年级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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