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难忘的一件事600字优秀作文，学校难忘的一件事400字优秀作文

难忘学生时光

李承清

一场疫情，居家静默已一百多天。独坐思往昔，愁绝泪盈襟。回想起五十三年前的上学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转念一想，昔日的孩童已到了六十耳顺的年纪，孙娃子都快上学了。

农村的孩子上学比较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首要的事情是填饱肚皮，大人们尽管辛勤劳作，但日子依然过的捉襟见肘。

孩童时代，丝毫体会不到大人的艰辛，只要三尺肠子填上二尺，便能活蹦乱跳、上房揭瓦，害的爹妈很不省心。

八岁那年，林山村的姨爹来到我家，父亲和他俩人坐在炕上，在水烟的烟雾缭绕中喧慌。

姨爹说：“再不能让常福娃放任自由了，得送学校去，娃子这东西，娘老子管不了，兴许老师可以管住”。

就这样，父亲揪着我的衣领，把我送进了上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校大门。

报名时，老师问叫啥名字，爹说：“大名还没起，先按小名常福娃给报上，等天黑了请秦校长给起个大名”。

给我起的大名字是李承卿，卿：寓意丞相的意思，由于卿的笔画太多，不会写，清水的清，到是一年级学了，就一直延用“清”了。

小学五年，我还不是在本村学校上完的。由于我家生活窘迫，孩子又多，劳动力少，年年分的粮食不够吃，再加上我尽做坏事搞“恶作剧”，害的父母也抬不起头。

村上在开发区（菊花地）和山里（毛山坡）都有地，两地搬迁一部分人，以分担地少人多局面，就这样，我家搬到毛山坡。

在本村学校上了二年，由于交不起八毛钱的学费，也不给我发书，就靠眼力瞄别人的，买不起作业本，我的作业都是在地下划个方块，写在地下的。到现在，我还有在地下和墙上乱写乱画的毛病。记得有回因为上课瞄不见别人的课本，课间休息，我悄悄把人家书里要学的一页，撕了装我口袋里，被同学告了。

在本村学校上学二年，打，没少挨；骂，就不用说了——家常便饭。只要教室门口立一个学生，那肯定就是我。

毛山坡没有小学，都是临近几个村搬上去的住山户，像我这样“不听话”的孩子，不送学校，还不得闹翻天呀。无奈之下，父母还是咬紧牙把我送到肃南县管辖的横路沟小学继续学业。

横路沟小学两个公办老师，一个民办老师，公办老师都是肃南县派来的，家都在县上。民办老师是民乐县新天公社的，由于新天公社的娃娃多，所以要出一个老师，费用由新天公社出。

学校处在四面环山的低洼沟里，一条路从东到西贯穿，故名横路。两栋教室和一个简易三间房，就是学校，学校大门也很简陋，围墙残破不全，大门两边也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醒目标语。

没有了醒目的标语，我的理解就是不需要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就不存在向不向上的问题。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横路沟上学的两年，非常轻松，也没挨过打骂，到是学珠算课时，由于没算盘，借了生产队会计家的，天天拿算盘在山坡上开火车，没两次，算盘珠子满山坡，会计逮住很狠给揍了一顿。

上不了珠算课，老师说：“你回家去吧，傻乎乎的坐在教室有啥意思”？

就这样，又回到家了。

父母为这事，唉声叹气，愁眉苦脸。

“不能把这个“飞天神”留在家里，干活有点小，放牲口怕把牛气死，还是得送上学校去”。

父母半晚上的一席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十二三岁的我，有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巴不得离家远远的，心想，要是没有大人管多好呀，这也许就是那个年龄的叛逆期吧。

马均小学，离毛山坡五六里路，只不过要翻爬一座山，送到马均上学，这是父母无奈的选择了。我的四五年级，就是马均小学上完的。

每天早上上学走时，背上中午的干粮，下午放学才能回家，五六里路，爬一座山，对于一个娃子来说，不当回事，倒也轻松。一晃两年过去，不知不觉小学轮到毕业了。

在民乐农村，小学毕业是件大事，老实巴交的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了条羊腿，和一同在马均上学的几个同学父亲，到学校拜访了一下老师，就算是毕业了，同时感谢孩子被推荐上了中学。

中学实行的是住校制，初高中合在一起的，学校就是现在有名的民乐二中。学校在韩家营子村，离毛山坡有七八里路，每个星期天放假一天。星期六下午，上二节课后，住校生就可回家了，星期天下午必须到校，背上一个星期吃的干粮，还要背上面粉，面粉交学校食堂，按照白面黑面验完等级，管后勤的老师发给饭票，供早晚吃饭用，午饭吃自带的干粮，家庭条件好点的学生，有个小木箱，自己的干粮和饭票，都锁在木箱里。像我这样，穷的连裤衩都穿不起的人，根本就没箱子，只有和同学搭伙，放在人家箱子里。

宿舍是十几个学生一大间，一个通炕，你带被子我带毡，合伙睡。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回家，哭着闹着让母亲无论如何给缝上个裤衩，一个宿舍的都穿裤衩，就我是精勾子睡觉。母亲翻遍箱柜，也没找上像样的一块好布，无奈之下，把哥哥穿过的旧裤子改了一下，几个窟窿又缝补了一下，算是我人生中穿的第一个裤衩吧！

那时候的棉布不像现在的化纤材质的布料耐磨，学生坐的多，屁股磨得快，再加上缝补的裤衩都是旧布，课间操做腹背运动，弯腰时勾子后面绷烂了，后面的女同学笑的捂着肚子不做跳跃运动。

裤子绷烂的那几天，是我最难行的，一下课，别的同学都可以在教室外玩，而我，只有呆呆坐在教室，回宿舍、打饭，都是一只手按着勾子，不敢大步走路，更不要说是跑了，那个丑态啊！

杨洪平，家是马均村的，和我同时从五年级到初一的。他父亲是生产队队长，家里孩子少，负担轻，条件相对好一点。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从毛山坡到学校去，路过马均村，和杨洪平遇成一路，他挎包里背的是白馍馍，这在当时住校的学生中，背上白馍馍上学是很少的。

到了宿舍，他准备开箱子放馍，才想起钥匙忘到家里了，舍不得撬锁，放别人的箱子又担心人家要的吃白馍，就将挎包挂到墙上。

宿舍通炕，我就靠墙睡的，因为靠墙冷。我身单力薄，争不过别人，睡炕靠墙，教室座位坐前。

晚上睡下，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杨洪平的白馍馍，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白馍馍对我的诱惑力太大了，一想到就直咽口水。

半晚上还是实在忍不住，听着其他同学的呼噜声，还有磨牙放屁声，我决定偷尝一点白馍的味道。

侧着身子伸出胳膊顺墙摸，摸到挎包后心狂跳不止，呼吸急促，手已经抖的控制不住了。大口吸了两口气，馍香的诱惑还是将手伸进了挎包。本想掰上半个尝一下就行了，结果手抖的不行，就直接拿了一个。

缩到被窝里蒙上头咬了一口，啊！真香呀！就是比黑馍好吃，狼吞虎咽一个馍下去，也没尝出是冬麦面蒸的还是春麦面蒸的。

没过瘾，还想吃，怎么办？

激烈的思想斗争，辗转反侧，最终还是诱惑战胜了理智，又一个馍下肚了。

一个也是吃，二个也是吃，反正二个馍下肚，没一点反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要吃吃个痛快。六个馍在我一次次的伸手后，全部下肚了。

这时候夜深人静，其他同学睡的“死猪”似的，我把挎包整理的鼓鼓的，倒下呼噜了。

第二天一早，学校喇叭一响，个个匆匆忙忙穿衣跑操，跑完操就进教室早自习，二节早自习完了，才吃早饭。杨洪平拿上缸子就奔食堂了，根本就没看挎包。

上午四节课完了吃中午饭，各自开箱吃自带的干粮。杨洪平一摸挎包，空的。“我的馍馍呐，哪个王八蛋把我馍馍偷了！”

为了避嫌，谁也不敢理他，任由他骂。而我，也不敢抬头看他，自顾吃自己的黑干粮。

班里的生活委员亲自调查“破案”，找我了解情况。“李承清，你靠墙睡，你发现情况没有？”

靠墙睡咋啦！靠墙就怀疑吗？我这么小的个子，能吃六个馍吗？我不靠墙睡了，你安排谁来靠墙睡？我振振有词。

搜！每个人的箱子打开。经生活委员逐个查看，也没搜出个所以然，就此罢休。

可怜杨洪平，每天中午只有看着其他同学吃干粮，自己咽口水了。

校办农场在林阴寺，过去是甘肃兵团的一个农场，兵团改成农垦局后，就搬到兰州一条山了，土地公社给学校划拨一些，校办农场就以种地为主，种下的蔬菜、打下的粮食，补助学校食堂。食堂分为老师食堂和学生食堂，补助大部分都到老师食堂了，学生食堂，还是老样子，早晨馍馍白开水，下午汤面条，偶尔改善一下，早晨花卷，下午有时候是肉饭，说是肉饭，其实也是汤面条，只不过饭里有荤腥味。

每个班吃饭，都是每天选出一个人统计报到管伙食的老师那里。有一个星期回家，由于家里没磨好面，主要是没驴推磨，只带了够吃三天的黑面。那个星期，我天天抢着当饭代表，总想找个机会能混出后三天的饭票。

每天下午各班报饭，都是排在一个小窗户下面，管伙食的老师坐在窗户里的一张桌子上，抽屉拉开一半，一边统计一边将收的饭票放在抽屉里。我爬在窗户边，迟迟不报，主要原因是我自己没饭票了，想找机会给老师说一下，能不能欠上三天的饭票，由于报饭的人多，又碍于面子，就辞萎在窗户边。

王老师一手统计着报上去的饭数，一手收票，忙乱中鼻涕流出来都快掉到桌子上了，也顾不上擦，一声“吸溜”，流出来的鼻涕又回到了“老家”。只见王老师放饭票时，没放到抽屉里，一沓饭票掉在了地上，报饭的同学刚离开，我就挤上前去，王老师，我的饭票不小心掉进去了。王老师低头一看，流出来的鼻涕踏踏实实掉在了报饭统计表上，一边拿袖子抹擦，一边说：“是你掉的吗？”是，是我掉的。老师捡起来递给我，我就躲到一边假装数票。心中暗喜；我的先人呀！总算有救了，这一沓饭票，足够吃上两个星期了。

改了报饭数字，又挤进去报饭，王老师丝毫没发现任何破绽。

第二天报饭，我昂首挺胸。很搞笑的是王老师交代我：“你拿个粉笔，在黑板上写一下，明天早上吃花卷”。结果心情激动，把“花卷”写成“花圈”，害的全校同学们心情沉重地吃了一顿早餐。

校办农场劳动，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主要是因为吃饭不要票，饭随便吃，吃饱为止。

秋天的农场，瓜果飘香，各种蔬菜都有，由于我在班里，算是年龄小的行列，安排劳动，都是轻活。我最钟爱的还是胡萝卜地里薅草，边薅草边偷吃萝卜，那种 惬意的心情，几十年后，一想到这里，嘴边又溢出了当年的萝卜味道。是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维生素的补充。

除了校办农场劳动外，按照当时的形势，学生还要投身于火热的农村大生产运动。平田整地、修渠垒坝、植树造林、割草积肥、春种秋收，都是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的主要内容。数、理、化、语文，到像是学生附带的内容了。当时的一部电影《决裂》，就是真实的反映学而无用论的真实写照。什么勾三股四弦五呀，再加一个砝码又是咋个样子呀，元素周期表呀，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天书一样，那么难学，那么深奥莫测。数理化的作业都是基本靠抄。语文，到是比较感兴趣，还多少掌握了些用词修辞之类的。

从初一到初二，班里数理化学习最好的，就是朱希亮，他个子不高，其貌不扬，说话还不流利连贯，但他家的背景深厚。爷爷是老中医，父亲是县水电局局长，像农村有这样背景的家庭孩子不多。受家庭影响，他的学习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我的数理化作业，基本上都是抄他的。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我连一元一次方程都解不下来。

那时候，学校不考试，升级靠推荐，学上那么多x、y跟种地没多大相干。所以，在学习上，都是浑浑噩噩。

进入1977年，学校安排的劳动也基本没有了，学生也有学生样了，老师也开始教课了。真正坐下来学习，一开始还确实不习惯。但，学生不坐在教室学习，还是学生吗？

打开初二的课本，忽然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看不懂。尤其是数、理、化，初一的题都不会做，初二的书，就是“天书”。更可恼地是过去班里学习好的几个，劳动表现最差，现在他们扬眉吐气了，首先是朱希亮耀武扬威地站在我课桌前，提问我一个令数学界为之震惊的问题：“对角为啥是相等的？”

这个问题彻底把我这个劳动积极分子给击倒了，我脑子里飞速寻找，想从自己比较熟悉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结果吭哧了半天啥也没吭哧出来，不禁恼羞成怒，隔着桌子一把揪住朱希亮的领子，大吼一声：“我他妈的咋知道！”

由于底子薄，基础差，课堂上根本听不懂，想起了伟人教导我们的“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书就是纸做的，那更是纸老虎了，大不了老子一把烧了它。主意已定，数理化作业照抄朱希亮的。语文我最喜欢，就从初一的语文下手吧。

书上的字，要是一个一个分开，我都认识，可是这些孙子一旦组合到一起，我就说什么也弄不明白是啥意思，你说气不气人。啥叫“修辞”、啥叫“语法”，啥叫“多层复句”？看来看去又是一头雾水。心想，完了，自以为语文还可以，这下也抓瞎了，说了这么多年中国话，现在连“语文”也看不懂了，这可咋办呀？

跑去问老师，老师知道我那点基础，根本没兴趣给我教，他们把心思都放在了那几个“劳动表现最差”的学生身上了。

好在熬半个学期，初中就毕业了，大不了回村务农去，谁还能把我开除农籍。

初中毕业，高中我想都没想，也没参加考试，背上行李就回家了。

秋季开学好几天了，毛山坡的娃子都到学校报到了，而我，还在给生产队放牲口。后晌下班，父亲问我：“人家都上学了，你怎么不去学校”？

我初中毕业了。没参加高中考试的事，压根没敢给父亲说。

“毕业了就不上了吗？我咋听的还有高中呀”！父亲说。

我一听，肯定有多嘴的在父亲面前说啥了，我胡乱找了些理由把父亲搪塞过去。没文化的父亲真好蒙呀！

还没过二天，杨学华带口信，说学校高中又扩招，凡是想上的，都可以去。这刚好给了个圆慌的台阶，要不，过不了几天，父亲还会问的。

跑到马均村，约上和我经历相同的几个同学，前去打听。果不然有这么回事，而且条件相当宽，没啥限制，学制是一年，毕业发高中专业证书，相当于高中，其名：高专班，说是为了适应新形势，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计划外增设的速成班。这也是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

只要是发高中专业毕业证，也是高中，管他三七二十几，上吧，要不，怎么给父亲交代。

就这样，和我经历相同的那些“倒霉蛋子”又聚在一起了。

高专班的规格还相当高，班主任是黄副校长，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是校长杨瑞林，从哲学的角度，讲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是因为有了外因。石头为什么孵不出小鸡，是因为内因的原因等等”。一连几天，授课老师都讲的跟农村和劳动有关系的内容，这对我和我的“倒霉蛋”同学，不学数理化，到是件轻松的好事。

十来天后，黄副校长班上说：“学用要结合，学农，不能脱离实际，要体验，要实习”，让我们准备行囊去校办农场“实习”。

校办农场的麦子黄了，割麦、打碾、扬场、麦子装袋，奶奶的大腿，这就是所谓的“实习”。

根据季节，校办农场有活了，高专班的打起背包就出发，活干完了就回课堂听那些如何犁地、耙地、摆麦子、薅草等父辈们干了无数遍活生。

78年6月28日，我算是高中专业班毕业了，发了一个大红本本毕业证，我心里还美滋滋的，照了一张毕业照，校长，副校长，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参加，还给了很高的“待遇”。从那天起，我的学生生涯就结束了，以一种新的身份__回乡知识青年，回到了毛山坡。

(作者简介：李承清，男，61岁。甘肃民乐县新天镇三寨村人。79年11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新疆莎车县陆军六师防化连，84年12月留疆在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99年调克州乌恰县。曾有二十多篇报道被新疆各级报刊杂志刊用。2016年3月退休，现定居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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