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篇）2023年7月党建理论汇编

2023年7月党建理论汇编
（11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哲学阐释
　　 建党百余年，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因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讨论研究的焦点。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当然不能泛泛而论，而应予以全面系统的总结提升，特别是要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梳理。这是因为，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道理分析清楚，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逻辑阐释透彻。

　　总结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在哲学的视域中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概括为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五个方面。其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是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坚定的初心自觉承担起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价值观上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信仰的力量。其二，要想有效践行初心使命，党就必须注重把握历史规律。如果对历史规律认识不清，便无法真正认知历史使命，更谈不上对历史使命的切实承担。只有把握历史规律，党才能洞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才能作为积极能动的历史主体，沿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推进使命的实现。就此而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要求党通过把握历史规律，在战略上掌握历史主动。其三，要想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党就必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理论的创新发展。破解问题的过程就是认识或深化认识规律的过程。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没有对问题的有效破解，就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突破与飞跃，也就不可能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其四，认识世界、创新理论、把握规律固然重要，但并非目的本身，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注重知行合一，更为强调对理论的实践运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对实践的高度重视是党的巨大优势。其五，必须看到，以上四个方面都以中国共产党的有效自我革命为必要前提。一个不能进行有效自我革命的政党，谈不上承担使命、把握规律、创新理论、改造世界。综合以上分析，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逻辑框架，可以较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与论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特别是，这五个方面强调的都是原则性、战略性因素，论述的是哲学高度上的能之“道”，而不是具体层面的能之“术”，因而更具有研究意义。

　　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首先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自觉承担与践行着自身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强调自身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自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承担三重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的更大贡献、实现共产主义，贯穿其中的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与价值追求。其中，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的使命的现实基点，对人类的更大贡献是党的使命的空间拓展，实现共产主义则是党的使命的时间延伸。对于这三重历史使命以及贯穿其中的初心，党的二十大报告都有所论述，如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沉的价值关怀与价值承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既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深厚、最为靓丽的价值底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最为伟大、最为坚固的价值力量，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价值密码。自觉承担具有神圣与崇高意蕴的初心使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着眼于选票或单纯执政，不是局限于当前利益、局部利益或具体利益，而是统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根本，着眼长远、着眼整体、着眼根本，服务于人民、民族与人类之利益。

　　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并以高度的自觉意识致力于对初心使命的践行。观诸党的文献，毛泽东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阐发的经典之作。发表于1939年12月的《纪念白求恩》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发表于1944年9月的《为人民服务》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人民情怀与牺牲精神，强调“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发表于1945年6月的《愚公移山》高度评价了愚公下定决心、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被誉为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这些论述反映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之所以成功的价值因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类文明与先进价值观的强大示范与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对党的初心使命作了党历史上最为集中、最为系统、最为明确的阐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强调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代表”“从来不代表”的截然两分将党的代表的性质、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得淋漓尽致。

　　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对于中国共产党具体发挥何种作用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党组织由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使命承担的志虑忠纯者组成，进而淬化、净化党组织，对组织成员发挥有效的动员、组织、激励功能。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使得党员个体能够抛弃一切私心杂念，视为党的事业奋斗为应然。这种应然认同与价值追求所激发出的能量是无穷的，这种无穷的能量就是信仰的力量。另一方面，党员通过自觉践行初心使命，通过示范教育，能够有效地启蒙、引导、组织民众，从而最大程度地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人民群众在与党员的交往互动中，观察到、体会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情怀与孜孜不倦的使命追求，进而产生对党的高度认同与坚定支持。综合来讲，初心使命之自觉担当使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外发挥着价值定向、统一认识、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最大程度地激发党员与民众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之功能。而只有如此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党的历史使命才有可能实现。

　　二、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使命自觉，但其所担负的使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认定，而是基于历史规律的揭示。正是基于历史规律，党的使命才是真实的，党也才能更好地认知与践行使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承担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不断续写辉煌，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注重把握规律，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在洞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牢牢地把握了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注重把握规律，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因，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规律，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与未来的必然前景，遵循历史规律有助于把握历史主动。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道。天道，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既高于现实世界而又在其内发挥作用的、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与原则。现实统治的正当性、现实秩序的合法性皆来自于对天道的遵循，天道即规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因与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度强调学习哲学，强调对规律的认知与利用，规律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核心范畴。

　　认知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展现出强大的自信。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中心任务与不同社会主要矛盾探索、认知与运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规律的过程。只有把握了规律，才能做到弱时不失望、不气馁，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时不忘形、不自负，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才能在战略层面避免被动、化解风险、应对挑战、利用机遇、把握主动、有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正是因为重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才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才得以建立，中国发展才得以开启新纪元。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讲话中，毛泽东集中谈到了把握规律与趋势基础上的领导与预见问题，所论极为深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在毛泽东看来，领导之为领导者在于其有预见之能，而此预见之能来自于其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领导与预见的辩证关系是从具体实践中抽象出的理论一般，表明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思考问题，在规律层面把握问题，在战略角度解决问题。正因如此，其论述对于党在领导中避免盲目性、发挥主动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正是因为把握住了基于规律的历史主动，毛泽东对“我们的事业”充满自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直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大历史观，强调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强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强调把握历史主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也有鲜明的体现。具体而言，这种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上，强调“两个结合”，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三，在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根本性质、鲜明特色、本质要求、宏伟蓝图、重大原则的论述深刻而系统，都是规律层面的认识。其四，强调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五大规律性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其五，在党的建设上，提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强调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综合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通篇体现着系统深刻的哲学思维，体现着对规律的高度重视，体现着对真理的自觉探索，体现着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识规律、明大道，使中国共产党真正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社会的深处，其战略与行为合乎于道、明乎于时、应乎于民。因为中国共产党切实把握住了历史主动，所以其领导具有正当性，其治理具有有效性，彰显出强大的历史自信。

　　三、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

　　既然使命的实现以对规律的认识与实践为前提，只有基于规律才能掌握主动，那么规律如何认识与把握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中，中国共产党认识与把握规律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以问题为导向的、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在破解重大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借鉴、吸纳、探索、总结、提升，融会萃取，深化理解、综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的理论旨趣与价值定位决定的。确实，只有切实解决问题，才能将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与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落到实处，才不会把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变成脱离实践的抽象理念与纯粹口号。正是基于对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问题的强烈关注与执着探索，马克思创造出了伟大的理论体系，揭示了深刻的历史规律。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问题的不断探索与解答史，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的伟大奋斗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传承了这种突出的问题意识，并努力探索、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规律的认识。

　　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解决问题、揭示规律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由实践到理论的过程，过程中还必须充分借助已有的理论资源与经验总结。换言之，这个过程不能脱离已有的对相关规律的认识成果，是一个在既有认识成果基础上继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进而言之，破解问题所借助的既有认识成果涉及多个方面，具有综合性。

　　其一，破解问题需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系列理论成果，并且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党的理论的守正创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其二，破解问题需要学习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群众史观，而这一点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时，明确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特别是现代社会，就客观条件而言，社会成员的自由与权利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与保障，社会的自由活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愈益增多；就主观条件而言，社会成员的能力与素质不断提升，个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得到愈益充分的展现。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大大增强了社会成员各方面的创新创造能力，因而我们党在破解时代课题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总结、汲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经验和实践智慧。其三，破解问题需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样一种包容、吸纳、借鉴、内化，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承接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政党必须守正创新，秉持为民初心的政党必须集中人民智慧，胸怀天下的政党必须具有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以学习性思维、实践性思维、开放性思维，融通中与西、打通古与今、联系思与行，在直面问题、执着探索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赓续文化传统、创新人类文明，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真正体现了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

　　四、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

　　基于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而言，理论不仅要揭示规律、解释世界，更要付诸实践、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即使思想科学、理论正确，但如不能有效付诸实践，其主体依然无法真正承担与实现历史使命。针对于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为指导，确立了系统而彻底的实践思维。这种实践思维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注重释放人民群众的实践潜能，重视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强调衡量理论真理性与政策有效性的实践标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这种实践思维的完整表达与充分体现。观诸历史，这种实践思维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拓展，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个突出优点和明显优势。

　　在认识论上，实践思维强调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确立实践的优先性，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特别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表明不能以意识来裁剪现实生活，而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注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维方式外，还存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思维方式。在反思与批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实践论》便是马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邓小平在总结改革经验时曾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此集中表达的意思是，不要总是用理论套实践、用本本套实际、用原则套当下、用理想套现实。进而言之，理论即使反映了规律，其具体贯彻落实也还得从实际出发。另外，现实实践极为复杂，不断发展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任何理论、样本都不具有完全的可参照性，且存在固化的可能，因此更需要强调实践的基础地位与决定作用。党的二十大明确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在群众观上，实践思维强调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论，理论源自群众实践，又通过群众实践得以检验发展，在这样一个无限的互动循环中，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于理论的正确形成、创新发展极为重要。思想理论与大政方针往往都是原则性、宏观性的，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能动、丰富而生动的具体实践，思想理论与大政方针中蕴藏的活力与红利才能得以充分释放，党的宏伟目标与历史使命也才能得以实现。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主张一切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在方法论上，实践思维强调党的创新理论的有效贯彻落实。“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书斋中的纯学问，而是具有明确、强烈的行动取向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贯反对空谈，强调实干。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把“抓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邓小平更是反对空谈，注重抓实、落实、实干。新时代，***总书记也高度重视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贯彻落实，提倡“钉钉子”的工作方法，从而极为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实践特质。

　　在价值论上，实践思维强调价值评价的实践标准，确立价值评价的功能导向。换言之，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实践思维要求以事实说话、以实绩服人、以实效证明，要求创新理论能够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人民的发展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整个世界的大同美好。“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实际上主张的就是这种实践的检验标准。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拥护。就此而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理论与政策效果的唯一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深刻体现了这种实践的检验标准：既阐述了过去五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又阐述了新时代十年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以及十六个方面的具体的历史性成就，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五、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

　　以上所论四个方面，不论是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还是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不论是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其能否实现并长期坚持最终都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推进自我革命，并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内外因关系中强调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党的自我革命注重解决党自身内部的矛盾与问题，恰恰就体现了这一哲学基本原理。只有切实解决好内部的矛盾与问题，才可以有效应对外部的风险挑战，有效利用外部的机遇条件，有效承担并实现历史使命。对于如何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学界已有诸多论述。在此，基于百余年党的自我革命的探索历程，特别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创新实践，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主要论述对几对重要关系的理解。这几对关系并不涉及具体措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点与关键，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就此而言，对于这几对关系，不能仅从一般党的建设的角度去理解，而需要运用哲学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去把握。

　　在原则上，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并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将之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使命的伟大、任务的艰巨、形势的严峻既使得高度民主成为必需，也使得高度集中成为必要。在规范意义上，民主集中制在应该民主的地方高度民主，在应该集中地方的高度集中，是一种无比理想的制度。然而，在现实运行中，民主集中制又充满张力，就此而言，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对其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完善除了要有效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外，还要注重解决好权力集中过度、缺乏制约的问题。其一，必须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中进一步健全民主法治。“民主集中制建设不是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它的沉浮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状况息息相关。当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时，以党内民主为基本前提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就有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大环境，它也必将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上快速前进。”其二，扎实推进改革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增强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对自主性与自治能力，借此有效对冲、抵御、减少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其三，健全、规范集中运行的制度机制，保证集体领导与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特别是加大对领导班子和组织“一把手”的监督制约。鉴于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努力深化对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在战略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是针对党组织与党员内在的观念认识，制度治党是针对党组织与党员外在的规范约束，两者一内一外形成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合力。注重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员个体志愿加入党组织，因而必须以党的思想来检视并要求自身，为实现党的使命而不懈奋斗，这就相当于党员个体自觉自愿地与党组织订立了一份使命型契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也正是因为始终注重思想建党，以之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做到了理想信念上的无比坚定与无坚不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不懈地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尤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需要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与惩戒、动员与规范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

　　在力量上，政党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结合。自我革命尽管是针对党自身的，却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来完成，而必须要发挥人民与政党两个主体的力量。所谓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这两个主体的关系。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党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更好地实现为民之初心，党不能偏离初心使命进行自我革命。而人民的外部参与对于政党的自我革命也发挥着相应的刺激、驱动、助力、监督、制约等功能。并且，党的自我革命的效果最终也要由人民来评价。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仅仅依靠人民的外部参与还无法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之所以如此说，一是因为没有党的有效的自我革命，没有党对于外部参与和监督制约的有效回应，外部的参与就无法转化成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与力量；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于初心使命的宣告是主动的，对于人民的代表角色是自己选择的，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做好自己的建设，推进自我革命，从而切实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综合来讲，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而言，对于党的自我革命而言，政党主体与人民主体同样必需。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既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又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在效果上，革除弊病与有效赋能相结合。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当然需要有效革除党自身存在的、影响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各种积弊，比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等。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同样需要致力于提高党自身攻坚克难、完成使命的能力。针对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要想切实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化解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四大危险，党的自我革命就必须实现除弊与赋能的有机结合，非如此不足以承担使命。近年来，党反复强调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其实就是力求达到革除弊病与有效赋能的有机结合。

　　以上在哲学视域中从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当然，任何理论的总结、概括总是难以全面。特别是随着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在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斗争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将创造与积累更多的成功经验，因而对其在哲学层面的梳理提升也必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此而言，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与尝试，相关的研究具有开放性。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历史观
　　***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历史观是人们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对历史观基本问题予以科学解答，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历史观，对于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相统一

　　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既体现为内在的、客观的、本质的联系，又展示为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但社会历史活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人们在顺应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可以游离于现代化潮流之外，否则就会被历史潮流所抛弃。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现代化艰辛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因找不到正确道路而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团结领导中国人民主动而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懈探索，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推进与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顺应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的战略之举，又是自觉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现代化的主动作为，是在实践基础上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的有机统一。

　　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时，社会进步又是社会系统各要素以一定形式和结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涉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其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分别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分别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推动着社会历史不断进步。

　　经济现代化始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基石，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是实现宏伟奋斗目标的保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条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为社会全面进步奠定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的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战略安排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与根本，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顺利实现。

　　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相统一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普遍性是历史发展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特殊性是历史发展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历史的特殊性就没有历史的普遍性，历史的特殊性也离不开历史的普遍性。

　　现代化作为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呈现出普遍性、共通性的特征：在生产方面，表现为从使用简单、传统的技能到运用先进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的转变；在经济方面，实现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政治方面，表现为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变，从倚重“人治”到突出“法治”的转变；在文化方面，表现为从神圣化、一元化向世俗化、多元化转变；在社会生活方面，表现为从封闭性社会到流动性社会的转变；等等。但这种历史普遍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无疑具有不同特点和表现形式，展现出历史特殊性。***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出人类现代化的共性，又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结合不仅克服与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严重弊端，把现代化之路引向光明前景，而且以不争的事实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实现了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为人类追求与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项。

　　人民主体地位与党的坚强领导相统一

　　能否正确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否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汇聚起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才能汲取推动社会进步的深厚智慧，才能获得推动社会进步的民意基础。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要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必须对其进行充分动员与有效组织，由先进阶级及其政党予以领导，以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来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当作目标追求，把听取人民的智慧与意见作为重要条件，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核心要义，把接受人民的评判与检验当作基本遵循，把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奉为价值追求。***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主体地位的最高政治力量。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确保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偏离航向、不丧失灵魂、不犯颠覆性错误；党的领导推动改革创新，勇于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及辉煌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底气、骨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人民主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力量源泉、价值追求，党的领导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领导力量与政治保证，科学把握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相统一的规律性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有力保障。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基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形成具有揭示事物本质的深刻性、展示事物内在联系的原理性、预见事物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改变现实的实效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深化规律性认识，应从理论、文化、历史和现实维度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发机制，学深悟透***总书记对党的理论创新的阐释与要求。

　　在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中进行理论创新。***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民选择，既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具有真理性与科学性，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超越其生发时代的人类思想精华，其价值追求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成为党把握规律、创新理论的强大思想武器。

　　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进行理论创新，要在“守正”层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根本，在“创新”层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时代，并由此深刻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过程，也是用中国和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并由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进行理论创新。文化关乎国运兴衰，是培育理论的深厚土壤、涵养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总书记强调，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进行理论创新，就是植根本国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上枝繁叶茂，是因为两者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民为邦本”的价值观、“为政以德”的政治观等方面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由此激活其革新的内生动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是党理论创新的前提和文化自信的根基。

　　在踔厉奋发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理论创新。***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一部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理论创新史，党从成立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不懈探索中开拓创新，形成体系化和学理化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体系化”体现在作为整体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系统性、有机性和开放性的理论体系，构成该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别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次“新的飞跃”，体现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学理化”体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回答何以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何以迈入和建设社会主义、何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党的理论创新历程，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时代性，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揭示了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行动指南而非教条的理论创新之学理。

　　在新时代的实践需要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是时代声音和实践先导，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新时代以来，出现许多迫切需要通过理论创新来回答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使新时代成为需要理论而且也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十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主要内容，是其体系化和学理化的主要标志。“十个明确”从战略上明确往哪走，具有方向性；“十四个坚持”从路径上明确如何走，具有实践性。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充分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现程度，以及理论对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新征程上，“两个大局”深度互动，党统揽“四个伟大”的使命更加严峻和复杂。只有应时而动，不断提出具有全局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新理念及新论断，才能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焕发更强大的真理力量。

　　实践无止境，党的理论创新无止境。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彰显“为什么能”“为什么行”“为什么好”，是党理论创新的经验，也是党理论创新的要求。只有坚持人民至上和问题导向，不断创新体系化和学理化的科学理论，才能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这些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了文化繁荣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新的文化使命内含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任务，这就要求创造出更多的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我们党一直重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新时代人民的文化需求旺盛增长，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2万亿元。这为发展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供了动力和活力。

　　新的文化使命内含以文化繁荣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求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主义中国处处充满着昂扬向上的力量。

　　建设文化强国

　　一个国家是否强盛，文化强不强是一个重要方面。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的先人们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仅产生了老子、孔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而且创作了很多伟大的文艺作品。实践证明，文化兴盛始终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强国既有一般文化强国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身国情的显著特色。就共同特征而言，文化强国具有文化供给能力强、文化产品质量高、公共文化服务完善、文化制度健全、文化法治体系运转良好等因素。就鲜明特征而言，文化强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是生机勃勃的，是体现普惠性、公平性的。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把握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增强公共文化建设能力。公共文化是事关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应大力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加大各方面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提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二是要增强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多的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在这一过程中，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消费模式等，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发展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三是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努力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新时代新征程，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整体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最深沉的力量，文化的影响力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建设文化强国，要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力、影响力、引领力，使文化建设与各个领域的工作紧密结合，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涵。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有很大进展。例如，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我们建设农业强国不可多得的历史馈赠和宝贵财富。我们在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过程中，要善于从农耕文明中汲取养分，同时又通过建设农业强国赓续农耕文明，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润泽乡土大地，实现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建设和美乡村。

　　第二，更加充分地激发亿万人民群众的文明创造力。中国人民是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出气吞山河的强大力量。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改造着大自然的地貌，使板结的土壤变肥沃、沙漠变绿洲，而且改造着经济社会的地貌，使贫瘠的山村变成振兴的乡村。在新时代，14亿多人追逐现代化的动能澎湃，14亿多人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强烈，这一切让中国社会每天都发生着美好的变化。可以说，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主体，也是精神文明发展的主体，更是创造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方式的主体。

　　第三，秉持开放包容，在吸收借鉴中培育现代文明。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天竺、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一次次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中华文明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古往今来，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过去，我们在开放包容中涵养了中华文明；未来，我们必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与胸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对历史最好的继承，也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项综合性理论创新工程，涉及马克思主义作用空间、时间变化和各种关系协调，需要多方面条件支撑，历史基础、群众基础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是什么，如何理解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规律的认识。

　　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永恒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自觉的历史过程，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目标取决于时代、实践和人民的理论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来自人民是指理论的渊源，为了人民是指理论的取向，造福人民是指理论的归宿。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是顺应人民理论诉求、满足人民理论需要的过程。

　　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实践要发挥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作用，实现预期的实践目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缺少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甚至步入误区，导致历史发展的曲折。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实践的转化，基于科学理论指导才能准确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髓和实践要求，将党的正确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实践，是人民的集体意志和联合行动，是各方力量的凝聚，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各方力量、形成集体行动，使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由“独唱”变成“合唱”。人民主体性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人民主体性的发挥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基础之上。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参与国家治理既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彰显人民国家主体地位的需要。人民基于全面覆盖、有机衔接的当家作主制度体系，通过多样畅通的民主渠道，有序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同样需要科学理论指导。基于科学理论，人民才能生成主体意识，准确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特征、功能与发展态势，提升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治理水平，从而有效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发挥人民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全体人民的期待和诉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并非单纯的物质生活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精神富有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缺少理论涵养难有精神富有可言。创造人民群众理解、认同的理论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包含人的现代化，其中理论素养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和思想指引。理论思维关系国家、民族的整体素养，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个性、品德、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心理素质的共同提高，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体现。理论素养、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有其特殊性，大众化的理论才能满足人民的理论诉求。人民群众不是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有其理论接受习惯和欣赏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甚至深奥难懂，要求人民群众全面系统理解和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时代主题、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走进大众，为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和认可。人民群众理论诉求的通俗性、实用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性。

　　人民之问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回答人民之问，解答人民的理论困惑，回应人民的理论关切。人民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是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完善和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何成为现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如何选择。人民之问是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诉求，实际上也是时代之问，回答人民之问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

　　理论需求决定理论创造，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必要，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动力之源。

　　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竭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升华，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是在书斋、想象中实现的，而是基于实践经验、实践智慧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建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方法都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有了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创立并不断完善和发展，并在社会实践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

　　人的实践活动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既有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的空间，又不可避免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如何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供选择，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供借鉴。人民群众的实践都是创造性实践，遇到的多是难题，探索的多是未知，实践的过程是解决各种难题、探索各种未知的过程，解决难题、探索未知既推动了实践发展、提升了实践能力，也积累了实践经验、实践智慧，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来源。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进行总结、升华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毛泽东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原料”或者“半成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对这些“原料”或者“半成品”进行加工，进而形成科学系统的理论。邓小平在论及改革开放时指出：“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事实上，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少政策、举措的出台和理论、制度的建构，是总结升华人民群众实践创造的结果。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

　　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蕴含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之中，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总结升华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要求眼睛向下、深入群众实践，善于发现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实践智慧。***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这是总结升华人民群众智慧的思想基础。甘当“小学生”，才能放下身段深入群众，倾听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

　　人民群众的实践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产生，人民群众的实践涵盖社会生产生活的各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创造性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各方面的思想资源。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的实践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部分成为驾驭技术、操控技术的实践，积累了新的实践经验。人民群众实践智慧的多样性，促成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拓展性和开放性。

　　人民群众总是在既定历史条件、时代条件下通过自主活动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随心所欲创造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人民群众实践的创造性受时代条件的制约，无法超越时代提供的空间、设定的限度；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实践能紧贴时代脉搏、感知时代气息、把握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时代发展趋势是什么，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理论怎样才能适应时代诉求，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人民群众的实践是认识时代、把握时代的重要途径，认清时代潮流、时代发展趋势，也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坐标。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民群众的实践随着时代主题、历史任务的变化而发展。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嬗变，革命、建设、改革历史任务的演进，促使人民群众的实践成为不断创造、不断超越的过程，人民群众实践智慧的积累逐渐丰富，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竭源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可能，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之源。

　　人民群众的文化积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厚底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人民群众实践创造、实践积累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贯通”“融通”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彰显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文化积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地位。

　　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通过文化创造形成新的文化积累的过程，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实践创造的文化积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根植在中国人民内心，潜移默化影响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精神标识。人类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主要借鉴了西方文化的精华，三大理论来源都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对于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吸收并不充分，这既是历史的遗憾，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既能夯实马克思主义的东方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底色，又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关键在于找到二者相通、契合的地方，以此作为“贯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如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兼容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些相通和契合，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成为可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形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既有利于赢得人民群众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和认同，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渗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支配人民的言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不是通过有组织的教化养成的，而是通过代际传承感知、领悟和践行的。比如，与人为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言而有信的道德规范，干一行爱一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实干精神，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关系，都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融通”。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既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又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增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在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底蕴时，不应忽略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文化资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营造文化氛围、创造文化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生成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019 年 5 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回顾历史、展望世界，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这里首次面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文明自信”的概念。文化与文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从时间上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出现文明；从内容上看，文化有精华与糟粕之分，文明主要是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从性质上看，文化有积极和消极、正面和负面之分，文明是指进步的状态，是人类不断从蒙昧向开化、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向文雅的发展过程。文化自信是基于历史自信产生的，文明自信是在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基础上产生的，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也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逻辑必然。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的生成，意味着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历史地位、当代价值的认知和肯定，有利于增强“贯通”“融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和文明支撑。

　　经过长期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人民群众形成了与自己生产生活相适应的文化偏好和文化消费习惯。比如，人民群众易于接受通俗易懂、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理论，由此促使马克思主义由高深走向通俗、由小众走向大众。人民群众的文化偏好和文化消费习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参照。人民群众惯于从已有观念、取向和表达出发判断、评价新事物，由已知来判断、接受未知，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赋予传统表达新的内涵或实现传统观念的意义转换成为必要。

　　人民群众的文化积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植根于深厚文化土壤，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人民群众的实践评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参照

　　理论创造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只有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作用，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人民群众的评价。人民群众的实践评价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参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回答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系列问题，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但仍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要发挥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作用，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精神的力量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魅力才能彰显出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国情、适应实践的需要，能否指导实践、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去检验，人民群众的实践体验、实践感受和实践效果，是评价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尺度。评价是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活动，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自觉或不自觉从自身需要、利益或经验出发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直接受到个人、群体偏好、利益、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评价结果与客观实际存在一定距离，影响评价的信度和价值。就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而言，既要关注个体、群体的实践感受，更要关注社会整体的实践感受，特别是要结合实践效果进行评价；既要关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个人、群体生存发展的意义，更要认清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意义；既要关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意义，更要关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意义，看其是否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既要关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具体观点，更要揭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评价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尺度，才能准确判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效果。

　　事实最有说服力，人民群众是最讲究实际的。“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通过实践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成为现实。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民群众实践所带来的改造世界、改变世界的效果，使人民群众能直接感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魅力，增进对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可由理论的接受者和实践者，变成理论的诠释者和传播者。人民群众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诠释和传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减少传播过程的中间环节，增强传播效果。

　　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和评价，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向深入，促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通过实践检验和评价，既可认清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优势，也可明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创新和拓展。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无止境的，原有的问题解决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演进，新的问题又将出现，需要继续进行探索和创新，实践的反复性决定评价的持续性，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言，人民群众的评价既是理论创新的终点，又是理论创新的起点，由此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的延续性。

　　人民群众的实践评价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受了检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力量。

　　总之，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实践智慧、文化积累和实践评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体现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主体自觉和主体担当，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力量。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要求人民群众清醒认识自身的主体地位，强化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更多实践经验、实践智慧。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要求理论工作者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诉求、深入人民实践、尊重人民创造、升华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并通过广泛的社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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