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母亲有过两次的入党考验。最终都是因为母亲的固执,得理不饶人而不欢而散。
第一次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年代。当时,母亲是大队的总保管员兼食堂负责人,由于母亲公正威信高,记账和掌勺都是她一个人。职务虽然不大,但却很实用。许多人觊觎着那个位置,垂涎三尺。尤其是处于饱受饥饿年代的人很敏感,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盯住一把勺子,难免保证有人不眼热,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想法。于是,上级工作组会同村支部对母亲分管的工作不动声色调查,同时也对母亲入党前的考验。
当调查结果公之于众后,许多人为母亲的做法动容。群众心中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但母亲心中的这道坎还迈不过去。她坚持认为工作组和支部对自己不尊重,践踏了她的形象,侮辱了她的人格。自己是群众选举的,必须对群众负责,既然上级领导对自己不存在信任,自己又何必留在这个岗位上。
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呢?据说工作组检查食堂工作为借口,偷偷爬上屋顶,利用天窗往下偷窥母亲在分发食品上是否存在问题。三次上屋顶,两次遇到食品不够分的情况,母亲没有给家里人开小灶,而是盛了些经烧开的洗锅水。因为分发食品都要先别人后自己这个原则,遇到食品不够分的是常有的事。母亲曾经说过,把锅边的剩渣,盆里的汤汁放在一起加热后也能养人。虽然当时我未出生,但后来我渐渐懂得,一家人是怎样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
母亲的第二次入党考验,我有"幸"直接参与。那年夏天,我刚刚学会走路,但走路的稳定性不够,常常跌倒。工作队有个姓黄的叔叔,经常到家里做客,所以和我很熟悉,也很亲近。在他的唆使下,我用小手抓了把晒在地上花生,黄叔叔在旁边打掩护又在观察母亲的反应。母亲蹑手蹑脚地跟在我屁股后面,我全然不知。当我来到黄叔叔跟前移交"战利品"时,被母亲从我小手里抢走,非常生气地责问黄叔叔:“到底是什么意思?”黄叔叔支支吾吾半天回答不上来,我母亲气打一处来,抓住我小手就是几下,不顾我的伤心啼哭,拽着我的手就走。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你们别再动心思考验我,用我儿子的行为来换取我的党员,这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愿意要的。如果将我儿子带坏,给我再大的官,都不会高兴"。黄叔叔像是做错事的孩子,任凭母亲数落,不敢还口。这件事,让我深刻一辈子。
黄叔叔因为导演一部恶作剧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母亲也没有成为受益者,但也丝毫损失不了她形象,她还是一如既往当她的保管员。母亲为人耿直,嫉恶如仇,不搞邪门歪道,不圆滑,不妥协,认准的路她不会轻易改变。
母亲在生产队保管员岗位上创造两项记录:从土改初级社,到改革开放后的分田到户,时历三十年时间最长记录;还有一项是连任记录,每一届都不会缺席。这两项记录也从侧面反映母亲是一个胸怀坦荡,处事公正,有责任心讲原则的好干部。母亲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正能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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