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从狱中八条体悟党员干部的信仰情怀

党课从狱中八条体悟党员干部的信仰情怀
　　　　在我党的历史上，有一份十分特殊和特别的文件。这就是被后人称为“狱中八条”一份文件。这是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共同讨论形成并通过脱险同志向党提出的一份意见建议，即《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一、“狱中八条”的来由和历史
　　　　牺牲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烈士在狱中坚贞不屈，与敌人英勇搏斗，尤其是明明知道随时可能牺牲，但仍然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用血与泪集体谈论并由幸存者写出的这份《报告》，充分反映了解放前夕重庆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报告》共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7个部分（现存的只有第一、二、三、七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其余部分的内容和去处，由于报告作者罗广斌死于“文革”初期而成了断线的悬案）。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部分，约3000多字，现被总结概括为“狱中八条”：①防止领导成员腐化；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③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④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⑤切勿轻视敌人；⑥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⑦严格进行整党整风；⑧惩办叛徒特务。透过《报告》我们可以感到，这是即将牺牲的烈士们在直面死亡之际，仰望黎明的曙光，争取活着，准备死去，满怀豪情，慷慨激昂，用血和泪凝结成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是向党说出的“心里话”。这些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那么，“狱中八条”是谁起草的呢？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当时，由于《挺进报》在发行上的激进性、对民众的鼓动性，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破坏。档案材料显示，有一天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办公桌上收到的“朱绍良主任亲启”信封中取出的是一份《挺进报》，因此引起朱绍良勃然大怒。朱绍良什么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早年加入同盟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蒋介石的师弟，参加了北伐战争以及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抗战时期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重庆行辕主任。因此，朱绍良要求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限期办案。徐远举时36岁，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在徐远举的组织下，《挺进报》遭到追查，导致地下党领导人相继被捕，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以及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的涂孝文、川康特委书记的蒲华辅相继叛变，使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祸及川康，几个身居领导职位的叛徒出卖了200多名党员干部，其中100多人被捕牺牲。
　　　　罗广斌就是其中被捕的共产党员之一。提到罗广斌，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他是《红岩》的主要作者、白公馆集中营的幸存者，同时也是四川大军阀、国民党高级将领罗广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治军严明、抗战有功，官至陆军中将、兵团司令，后宣布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51岁时因病去世）的弟弟，但他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地下党员江竹筠，也就是江姐。考虑到罗广斌是罗广文弟弟的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在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地下党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希望他出狱后将烈士们的陈述和思考上报党组织。根据有关材料介绍，当时特务们也确实下令将罗广斌1人押向台湾，其余关押人员在11月27日前全部“密裁”，也就是杀掉。就在新中国已经成立50多天，11月27日大屠杀发生的那个深夜，在白公馆的罗广斌成功策反看守杨钦典，带领尚未被杀的15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3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罗广斌把自己关起来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即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写成，上报给重庆市委。
　　　　由于历史的原因，《报告》被湮没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来被誉为“重庆党史活字典”的胡康民在搜集、研究重庆地下党历史资料时发现。可以说，这是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用生命写就的真知灼见。也正因此，“狱中八条”在烈火与热血中，烈士们得到永生；在烈火与热血中，“狱中八条”也产生了具有穿透时空的魅力。
　　　　二、“狱中八条”的内容和教训
　　　　“狱中八条”是针对当时什么问题提出来的呢?其中又蕴涵着怎样的历史教训呢？
　　　　第一条，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报告》第一条就提出，若干老干部在长期隐蔽状态下，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出来，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严肃指出“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这里所说的“腐化”，主要是指部分领导干部在地下工作的长期隐蔽状态下，失去监督，不重视学习，逐渐在思想意识上和行动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这是烈士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回顾1948年重庆地下党遭到的大破坏中，叛徒虽然只是极少数，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恰恰是几个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突出的典型：刘国定，1938年入党，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就是这位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变节后向国民党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悟（江姐的爱人）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等等，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以及罗广斌、江竹筠等一批共产党员，其最大的“功劳”是，直接帮助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叛变后，刘国定被国民党军统局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授予上校军衔。再看冉益智，1938年入党，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被捕前，党内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讲话思路活跃、条理清晰、引经据典、见解独到，许多下级对他的崇拜程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已经到了追星族的水平。被捕后，为了让特务认识到他的价值，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宣传文章，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等材料，因为“理论水平高”，在特务训练班上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位中共地下党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整个重庆地下党遭受“刨根灭顶”式的破坏。我们看，这就是失去了主义、背叛了信仰的党员干部。所以，《报告》最后总结认为：四川地下党“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
　　　　第二条，要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为什么重庆地下党组织会出现极少数领导干部叛变，而不少基层党员却坚贞不屈的情况？烈士们既分析了客观原因，也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地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
　　　　与极少数叛徒相比，狱中革命烈士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是由于他们具有“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革命气节”。所以他们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革命者，党的先进性从内心征服了他们，使他们由此爆发出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气节”，许多英烈在临刑前做到了“临难毋苟免”。死且如此，何况严刑拷打！那么，这种革命气节是如何培养的呢？许多被捕的革命志士入狱后仍坚持学习，坚持过组织生活，并在互相鼓励中坚持了本来就有透彻认识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坚持了革命的气节。胡其芬，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被捕后不久，就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学习，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在被叛徒出卖关押的20多名女性中，没有一人当叛徒！而反观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则直说自己“懒得读这些理论东西”，入狱8个月后，主动跑到特务面前“坦白情况”。我们看看李文祥在解放后为自己辩解的嘴脸，“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干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如果我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这就是在胜利的前夜，我们的一名党的区委书记的内心。这是教育不够的结果，是思想不纯、理想不坚、信仰不真的恶果。
　　　　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地下工作中，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人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辉。因此，《报告》提出：“下级干部一般比较纯洁、热情，但斗争经验不够。始终崇拜上级，迷信组织，以为组织对任何事情都有办法，把组织理想化了。加上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更使下级干部依赖组织，削弱了独立作战的要求。”以至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条，是叛徒、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给烈士们上的一堂反面课。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许多重要人员，同时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要中校军衔未成，以授予少校成交。前面我们说过，冉益智道貌岸然、口才很好，大讲革命理论革命气节，在为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他大谈特谈革命气节。然而就是这个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与中共重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谈话还强调气节问题，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绝对以必死的坚强意志抗击特务的任何迫害，被捕后他第一个出卖的就是胡有猷。
　　　　鉴于此，狱中同志们讨论了如何看待组织的问题。江姐说：“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也有同志分析地更加透彻，“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烈士们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对理想、对党对革命前途的信念。这是先烈用血写下的教训。
　　　　当然，对这一条，我们要站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去认识，这是特殊的斗争形势、斗争要求带来的，而不能在这个上面也犯片面主义、教条理解的错误。这里多说两句，我们党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我们要坚决看齐追随；我们也常说，作为革命军人、党员干部，我们要胸怀远大理想、始终坚定信念，但实际工作中的“理想主义”也是不可取的。
　　　　第四条，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烈士们提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这里前半句是指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白区的“隐蔽”政策搞右了；后半句是指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搞“左”了。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后，逐步调整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要求“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庆谈判破裂，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机构撤离重庆后，地下党本应处于绝对隐蔽的状态，然而川东临委违背了“隐蔽精干”的工作原则，不切实际地高估了革命发展形势。尤其是1947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向前发展时刻，川东党组织先后发动了下川东、上川东和华蓥山地区等县的3次武装起义，均因敌我力量悬殊，3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重庆是什么地方？抗战时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陪都，对我们党来说是白区，群众基础相对薄弱，有正确的斗争路线、斗争方法和斗争策略十分重要。事实也证明，在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斗争获得胜利的前提，否则，一切不合实际的盲目蛮干，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惨重的。
　　　　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烈士们提出，四川地下党的一个教训是“没有认识敌人是有若干年统治经验的反动政权，对于特务存着:‘是什么东西？’的看法，没有知道特务机构是统治的核心，是最强大的敌人。”从重庆地下党组织开始破坏起，特务学会了许多斗争经验和捕人技术，还学到了像一些地下党员说话那样一开口便是“出身”、“阶级”，“我们的书刊，他们有专人研究，通讯一律检查”，加上有叛徒协助，结果是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所以烈士们感叹:“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军统发现《挺进报》的线索，就是因为军统派出情报员伪装成热爱学习、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并取得了地下党员的信任而暴露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报告》的经历来体会一下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前面说了，重庆解放后，罗广斌《报告》提交给了重庆市委，是80年代在整理档案时发现的，在试图找寻缺失的第四、五、六部分时，现任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厉华，亲口说过自己经历过的这样一件奇怪事情，“那些日子里，经常有人突然给我打电话。不报名、只说事，而且经常带有威胁的口气。有几回我生气了，回敬对方“你肯定是漏网特务！”这样对方就不再来电话了。”我们也并不难想象，当年国民党政权给新中国留下一个“稀巴烂”的重庆，他们在撤离山城之前，除了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外，还处心积虑地干了两件事：一是对重庆所有重要设施进行大破坏；二是埋伏众多随时企图破坏新中国建设的隐藏特务，遍布各个角落、各个领域。谁又能保证，经过历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些人都被彻底消灭了呢？历史一再告诫我们：敌我之间的斗争永远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酷的；我们说，对敌人，战略上要藐视，是“纸老虎”，但任何现实中面对的敌人，从来都不是“纸老虎”，一定要给予高度的足够的重视。
　　　　第六条，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烈士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他们从所有叛徒中加以比较后指出，对经济、恋爱和生活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指出，“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的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不大注意的。但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当时任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因刘国定叛变被捕，在特务的酷刑面前并没有屈服，但最终却叛变了，原来敌人从他感情脆弱上找到了突破口。当敌人把他带到渣滓洞见妻子时，他开始哭哭啼啼。回牢后与难友讲，“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却被捕了，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这太划不来，要是不被捕，解放后起码是个大官…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特务们抓住这一特点，以“最后一次与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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