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哲
我还一次也没有去过东方郊外的家,却读到了他的这本文字写成的《郊外的家》。在过去的几本书了,他写自己的旅行,德国的四季,莱茵河边的骑行,写上海的公园,都是外出行走时的见闻,终于写到了自己的定居之所及其环境了,也是意料中的事。郊外是相对城市而言的,属于城市的外围,通常距离不远,并非真正的乡下,因此也拥有城市的某些便利,还同时拥有乡下的广土沃野和清新空气。凡是在城市里住久的人,都不难了解和想象郊外安家的吸引力所在。距离工作地点的远近、交通状况,生活便利条件,孩子入学入托,医院的距离,以及房价等等,构成多方面的考虑。透过落地窗眺望时正好看得见不远处的山,当然是一个容易理解的优点,安家毕竟是多种需求的某种平衡与综合之后的选择。
记得2019年旅居柏林的时候,有半年以上住在白湖附近的郊区,255路公交车的终点站,还不能算郊外,步行十分钟就已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春天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开了,在高纬度地带特有的玫瑰色的阳光斜射之下,有种很不真实的幻觉。我几乎每天都要离开驻地,信步走到郊外的旷野上散步,
期间会穿过一栋又一栋排列整齐的平房和平房前后的花园,篱笆通常有半人高,院内的植物、设施,甚至房间的格局一望而知。经过多次的观察,我发现这里几乎无人居住,特别是在非周末非节假日,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后来进一步观察,又发现这里的房屋大都比较狭小,生活设施不全,令我迷惑不解,我女儿告诉我,这是柏林城里人的“童话小屋”,从政府那里租地,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盖起来,周末度假用的,平常他们不住在这里。果然,周末的时候,我看见房前屋后停满了汽车。我喜欢在鲜花盛开的时候,在非周末的时间尽情徜徉在这些无人居住的童话小屋间,从容地欣赏他们精心设计的园艺作品,也喜欢在周末时迎着那些城里人的目光走过去,分享他们洋溢在脸上的快乐,对视的时候用我仅有的德语“哈喽”打一声招呼。很多的柏林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郊外的家”。
1989年春天,我陪七十岁的祖母最后一次回故乡,将她在长沟祖居安顿下来后,我就到郑州参加考研之后的复试去了。那时,与东方相识不久,形影不离,早已是莫逆之交。夏天到来时,我邀请东方和我一道去了趟我的故乡。
长沟北靠紫金山南临沁河,是我童年生长的小山村。紫金山距离我们的村子不过十里,其主峰当地人叫它小北顶,我天天望着它望了十年,从来没有去爬过。我请东方一起去爬这座山,需要为他找一双合适的鞋,东方身长脚大,45码,我记得问遍了村子里的人家,也没有能借到这个尺寸的鞋。我第一次惊讶地发现,这个村子的居民,除了口音相同神情相似外,甚至连脚掌的大小也近乎统一。我这个出生在千里之外的长沟人,在属于长沟这个论题上,突然多了一重实实在在的证据。在长沟生活的十年里,我的脚的确在一天天长大,但它后来最终止于40码,这个长沟的标准尺码,它让我在柏林的鞋店里几乎买不到自己合适的鞋。
2021年春天,我去了趟皖南,从徽州古街打了辆出租车开往戴震墓。靠近目的地时,司机的导航失去了指向。公路两边的田野,能看到土丘,但看不出来哪里是墓地,费了不少周折才打听出来确切的位置。离开公路后,就是田间的土路,刚下过雨,地上到处是积水,杂草丛生,每一脚踏下去,各类昆虫四散而逃,飞的飞跳的跳,这种景象令我猛然回想起儿时在长沟的岁月。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聚集了那么多的小生命,生机盎然这四个字是不足以表达其境况的。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出没了十年的我,离开长沟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景象。
阅读东方写“郊外的家”的文字,时常让我回忆起童年在长沟的岁月。那是沁河边上一个很小的村子,距离县城二十多里,十年里我竟然从未去过县城。那还是文革期间,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队,是村里人劳作的方式,也主宰着他们全部的生活。我们住的房子,还是我祖父的祖父在清朝道光年间建的四梁八柱式堂屋三间,木板楼,典型的北方民居,我祖父的祖父和我祖父的父亲,都是在这屋子里过世的。如果不是1942年的那场席卷中原的大饥荒,我祖父大概率也会在这个叫长沟的小村子里终老一生。庄稼人的命运,几千年来在世代相传的土地上播种五谷,纳粮进贡,繁衍子嗣,每逢战乱饥馑、旱涝绝收之年,少壮走四方,老幼转乎沟壑。
1942年,我父亲五岁,随他的父母逃离长沟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这里定居。文革乱起,家中突然遭大字报封门,祖母为逃避批斗游街,抱着一岁半的我登上火车,回到了我们的祖居之地。自从降生人世,我就有一个银质的长命锁,是我祖母的父亲亲自打造的,我的第一张单人照片上,脖子上就挂着那个银锁。依照祖母相信的习俗,每过一个生日,银锁的绳套就包一层红布,越包越厚,等我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记忆里那根红布绳套已经有成年人拇指那么粗了。十二岁生日,在长沟叫“开锁”,包裹完第十二层红布后,邀请村子里一位十全老人来主持一个简短的仪式,然后把这个绳套从银锁上剪下来,丢到屋顶之上。我是开完锁之后不久离开长沟的,那时我正读小学五年级。
我一岁半时被祖母抱着坐火车远行千里,自然不会有什么记忆,此后稍大一些后,由于不断地乘坐火车旅行,几乎每年都往返于城乡之间,从中原山村的长沟,到重工业城市太原,旅行见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丰富。在差异极大的世界之间穿行,是我从小就非常习惯的人生经验,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如一个人成年之后,再开始面对不同于已知世界的陌生环境,恐怕很难快速适应。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喜欢使用“辖域化”和“解辖域化”这两个概念,辖域化指社会通过驯化和限制欲望的生产性能量,将之纳入到某种既定的规范体系之内,以压抑欲望的过程。“再辖域化”,指颠覆传统辖域化结构后的重造。资本主义颠覆了所有的传统符码,价值以及束缚生产、交换与欲望的各种结构,与此同时,又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的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融入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的制度当中,这个过程就是再辖域化。在他看来解辖域化是一条逃逸路线,主体通过它不仅自身能够逃逸,而且可以彻底与过去脱节,实现个性解放。解辖域化就是生产变化的运动,所显示的是主体的创造潜能。通过逃逸,聚合体离开旧有环境进入全新领域,通过创造出新的环境而发掘自身的潜能。
1970年代的绿皮火车是我童年非常熟悉的交通工具,虽然那年代车票廉价,但怎奈那时父母的收入实在太低,我记得每年向铁路支付的这笔旅行费用是家里的一笔巨大的开支,从成年人谈论这笔钱的口气里总能听得出来,但儿童免票的乘车规则使我不必承担任何可能的心理压力。我不仅从火车上得到了无穷的乐趣,也意外地积累着解辖域化的人生经验,虽然我在多年之后才懂得其价值。
“解辖域化是锋刃,是勇往直前、不断开拓、永无止境的过程,它既可以是身体上的或物质上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或精神上的。”德勒兹针对我们这个不断趋同的世界,创立了他的差异哲学,他以差异和生成为解毒剂,以解辖域化等为药方来医治时代病症,希望恢复世界的复杂多样、充满创造的本来面目。他认为进化初期鱼离开大海,逃向内陆是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解辖域化,尽管这时解辖域化者不是战士,只是逃兵,但这一逃亡既是征服,也是创造。
东方的逃离城市,克服种种困难避居郊外,固然有其个性的因素,但在我看来解辖域化的人生追求才是贯彻始终的“精神线索”。
2007年夏天,我突然接到长沟打来的电话,说我的祖居漏雨很严重,老房子最怕空置,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就无人居住,雨水一旦侵蚀很快就会倒塌。我匆匆赶回去,委托儿时的一位挚友将它翻修,又十五年过去了,我还没顾上再回去看一眼。这些年里,我心中暗存了一个愿望,将那祖居的屋子简单地装修一下,每年去小住一段儿,哪怕是短短几天也好,但至今仍没有采取行动。读完东方的这部书稿,我再次跃跃欲试,文字总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里的某一个决定。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住到了长沟,我想一定有东方的文字的蛊惑力的作用。
有谁能面对这样的描写而无动于衷?
大地和山峦都是活的,不是图画上那种永远不变的线条和色彩,它们在风霜雨雪之间的气息流转气象万千,什么时候也都有一种怎么看也看不够的不尽之妙
这里南北窗户都打开的时候经常有地面上体会不到的风,而在楼顶平台上则一直沐浴在遥远的天风吹拂之下,在早晨和傍晚经常可以呼吸到不远的远山上的荆条气息。
大自然难道不是无处不在吗?哪里没有昼夜的更替,何处没有四季的变换,风霜雨雪,不是随处可见吗?
城市化是这个时代最引人瞩目的“再辖域化”的社会运动,它每天在改变着大地上的面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聚居在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里,某种人工的节奏取代了自然的节律,我们似乎是给自己穿上钢筋水泥的外套,穿行于地下铁路和隧道中。灯光的照射室内温度的调节,使我们获得了不受天气干扰的纯粹时间。
从理论上讲,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应该有最高的效率。生活的舒适度,随着技术干预程度而增加,除了火山地震海啸等少数极端灾害外,自然力似乎被人类驯服了。城市是为工作和效率而存在的,人类在城市里的生存也不得不功利化、实用化,我们对于自然的感受力在下降,原因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观察自然。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非常实用地看待自然,气候宜人的春秋季节,增加户外活动,严寒酷暑到来时躲避到可以调节温度的室内。这就是我们与自然的交流。
东方的文字中,最动人的部分,是他对于自然的观察与感受。
他们只要这样早很早的早晨出行在林下,望见了那斑斑的光芒,就会被生活本来赐予人的健康的愉快、足以支撑一整天的愉快深深击中。他们便可以回到那种只要醒着就会炯炯有神的不懈怠,找到专注地投身于什么伟大事业一样的浑然人生;长此以往,重新过上这样的睡着和醒着界限分明的生活,便会不论年龄不分身份地达成内心的平衡,开启人生正向循环的自然之道。
住在郊外的家里,每一天当中的昼夜交替晨昏景象,一年当中季节的变换,阴晴雾霭,风霜雨雪,每一个时刻天空和房间光线的变化,身体对于温度寒暑的承受,是这部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人生经验,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但同时又熟视无睹和毫不在意的。这本书里写得最精彩的文字,是那些叙述下雨的篇章。作者对雨水和下雨天气的由衷喜爱,很容易感染我们,尽管绵绵不尽的雨季未必令所有的人感到愉快,但是阅读这些描写雨天的文字,却无疑令我们耳目一新。
雨声均匀,可以说一直这样下,没有什么强弱的变化,没有变音,没有和弦;只有重复,只有像是重复却又分明在重复之中藏着你耳朵听不出来、听不够的变化。
我很快就读到了应该属于我自己最熟悉的内容,作为生活主要内容的阅读和写作。他没有顺着这个线索去深入评论或分析那些阅读之物,而是停留在读写这个动作上。
因为不愿意用电灯,尽量随着日光自然作息,所以有日光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宝贵的,都要充分利用。那些可以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进行的事情,都尽量留到日落以后;那些必须有光才能进行的读写,则尽量在天还亮着的时候完成。不愿意在还有天光的时间去坐在电脑前写字,还是想尽量用天光来阅读。对于寒凉的降临也就尽量予以抵御,不肯后退。因为思绪还沉浸在佩索阿所引起的悠远沉浸之中。
他也写到了自己的过去,自己成长的历程,但这些因为不是这本书的重点,往往一笔带过。
在这样的好好学习的状态里,每天都欢欣喜悦,每天都执著于生命本身的兴奋之中。我们小时候对长大了的美好想象,不就正是这样的吗!与真实的小学生状态相比,现在我自己可以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人生的极致状态。
我没有东方那样的克制力,一谈起自己就往往情不自禁。我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因为需要读的东西实在太多,几十年来,天天如此。这个矛盾我深知是无法解决的,古人云,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徒叹奈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想穷尽一切知识,读遍天下的好书的念头,偷偷溜进了脑子里,这听上去很疯狂,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告慰平生。
东方对于他的郊外书房的描写,令我回想起了自己的第一间书房。十年前因马路扩宽而拆掉,现在是路边的一片小树林,那还是我出生的地方,因此我愿意借此机会,多写几句。它是自家小院里的一间自建的平房,门朝北开,窗户朝西开向院子,一只两米高的书柜,还是已故的父亲亲手为我打造的。上半部是推拉式玻璃门,下半部是木头拉门,我的藏书早已填满。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正经历着一个很大的不适应,我的写字台上放置了一尊贝多芬镀铜石膏胸像,是我青年时代的精神偶像。读书之余用一个双卡录音机听盒式磁带,贝三《英雄》、贝五《命运》、贝六《田园》,肖邦的钢琴曲夜曲,老柴一钢,第六《悲怆》,德沃夏克的《新大陆》。
虽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我还是忍受不了跟父母家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关上门也觉得受到他们的干扰。那一年里,我和朋友办文学沙龙,喝酒,情绪大起大落,整夜不睡,影响到正常的工作,我必须和朋友在一起才能抵御这个世界的孤独。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记得那时的躁动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出游算是某种生命本能的释放。无论如何,一定要活成一个自己,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要去闯荡世界,而在出发之前,我把一个他人废弃的砖窑用作了自己的青春堡垒。在我脆弱、敏感、不自信而又无比冲动的年纪,对于未来无限渴望同时又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离群索居的独处经历似乎很有必要。
广阔地貌就是对人们进行长途远行的吁请。布谷鸟在用翅膀畅游过这样的长途以后,继续用歌声描绘自己畅游过的广阔。莫非它和人类一样,也认定只有被描绘过的生活才有意义。
在我外出散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座废弃的砖窑,不知什么原因,它停产了,建造它的人抛弃了它。我于是想住到那里去。我的父亲应我的要求去跟村里的干部打了招呼,得到他们的允许。我自己从附近的居民家里拉了一根电线,搬了一个简易的行军床,一桌一椅开始了我离群索居的生活。
冬天到来的时候,我从同学家借来他们淘汰掉的蜂窝煤炉子,自己安装了烟筒,在严寒之中坚守在那里。那时二十岁刚出头,满脑子叛逆的想法,看不起日常生活里平庸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那半年多的离群索居,我的父亲一定看出来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他并没有阻止我,也没有劝我不要那么做。
每当我在我的门口平台上练习哑铃时,总是看见成群结队的矿工从我门前经过,他们浑身乌黑,安全帽乌黑,脸乌黑,只有眼珠子在转动时露出眼白,开口说话或者笑的时候露出齿白,看上去格外醒目。西北风呼啸一夜,我的门窗不严四下里走风漏气,房间里寒冷异常,我躺在行军床上盖严棉被再把军大衣盖在被子上,勉强保持温度,在日记里,我称它为自己的Castle,实际上它是我青春期的战斗堡垒。我怀着一颗不甘平庸的心,发誓要离开这个不能令我看到自己的价值的地方。那是一个写诗的年龄,我如今只能记住我当时写的诗的题目,其中一首叫《我走着,顶着冬天的风》。
在东方的这部散文作品中,实际上收录了他的十几首短诗,置于若干篇文字的开头,面对自然,面对内心,似乎只有诗能直陈其事,省去了所有的修饰与前后交待,省去了上下文,只说最重要的话。我最喜欢的东方的一首诗是这样的:
这一天
麦子微黄
排挞远去
有馨香
有陌生的梦
我们
一起去走这乡间平凡的路
早晨天刚亮就出发
没有方向
没有目的
更不想什么时候才回来
五月的大地无边无际
可以永远走下去
不晒也不累
我们兴致高昂
没有不愉快
没有愠色
好像
此生前此后此的一切
都只是今天的铺垫,和回味
我知道东方一直在写诗,以他对自然的热爱,迟早会走到写诗的路上。
读到下他面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感到心里一阵温暖。
妻子骑车相随,车轮轻快的旋转与脚步有节奏的蹬踏很快就找到了互相之间一个合适的协奏旋律。飘飘的小雨在汗水里变得温热,顺带着眼前被淋湿了的村庄和黄杏也都是温热的了。
三十五年前我在大学校园里认识东方的时候,他那时正在恋爱,女朋友坐在他自行车的前梁上,车在人群里穿行,他的黄头发和络腮胡子本来就显眼,还一边走一边开心地吆喝着“让路啦!请各位让路啦!”,曾经多么地招摇。三十五年后,这名女生自己骑着自行车,跟在那个跑步的男人的身后,穿行在人迹罕至的乡间土路上,天上下着小雨,车筐里放着他们刚刚买来的“温热的”黄杏,这实在是一个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感人故事。
东方是个早睡早起的人,所以他对于黎明和朝霞的观察非常动人。
早晨的黛色的西山与早晨朝霞之上带着夜的痕迹的浅灰色的云之间呼应着,中间是满满的,万事万物即将醒来还没有醒来的、已至的清新与将至的欢畅。
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自己晚睡晚起的坏习惯,所以我差不多错过人生的每一个“妙不可言的晨景”,为了替自己能够继续这么做找个理由,我不得不提一下鲁迅先生的大名和他在夜深人静时的孤独的写作,他的那句“心事浩茫连广宇”,在我看来似乎只能产生于子夜之后。
俄国作家契诃夫是我和东方共同喜爱的一位大师,他曾说过,“望着温暖的夜晚的天空,望着映照出疲惫的、忧郁的落日的河流和水塘,是一种可以为之付出全部灵魂的莫大满足。”
任何人只要你能够认可契诃夫这样“望着-满足”式的自然态度,那么在梁东方先生的新著《郊外的家》里,一定能找到令你欣喜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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